作者：黎文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人员
当前中非关系似乎正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图谱。一个是近十多年来中非关系的大发展、大繁荣景象，国际舆论把“中非关系视为现代国际关系中发展最为迅猛的一组关系”，今年在京召开的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中国对非援助及贷款大单，比3年前的第四届论坛翻一倍，继连续3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后，又朝着非洲第一大外援国的方向迈进。
同时，中非关系又似乎进入到一个问题与挑战全面到来的阶段。对华劳工的“偷、抢、绑、杀”事件频发，凸显我在非洲安全利益保护的严峻性;资源掠夺、责任保护、透明度等问题对中非关系的责难成为西方主论调;贸易平衡、产业竞争、劳工标准上对华的质疑在非洲也不绝于耳。
目前中国、西方和非洲官方和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对非洲经济战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政治、安全上以及价值观等软实力方面依旧未能“深入非洲”，下一步对非战略实施必将要更加深入、全面和平衡，而其中可能有五个变量会对未来中非关系的走势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中非政治关系的传承。中非政治关系尤其是高层的密切交往是引导中非关系前进的关键因素，毛泽东、周恩来时期积累的对非外交财富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而中非合作论坛作为中非合作的“一面旗帜”从2000年创立到现在做大做强，均离不开中国两代领导集体的重视和大力推动。南非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认为“2012年十八大后，新一届的中国领导集体将会给未来中非关系发展赋予新特色，带来新思路”。同时非洲政治生态环境也在发生变化，成长在独立和解放年代、视中国为“阶级弟兄”的非洲老一代领导人逐渐从历史舞台淡出，新一代通过民选且接受欧美教育的领导人上台，同时随着多党民主制在非洲成为政治共识，大批的老反对派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如赞比亚、科特迪瓦等国，一改过去对非工作中十多年甚至几十年与“一个党、一个人”打交道的局面，这对中国对非外交上的未雨绸缪和拓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是中非在发展问题上如何共融。发展问题在非洲从来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非洲历史上曾长期遭受殖民掠夺，外界强加的经济改革的失败，对外合作心态敏感而复杂。近些年“中国模式”受到部分非洲国家政府和舆论的追捧，更多是源于对中国30年“经济奇迹”的未知和好奇，也部分是因为对“华盛顿共识”等西方发展理念的失望情绪而寄望于一个新的替代模式。目前，发展优势是我对非关系中重要的战略优势，中国势头好于西方，中国对非合作强调“平等”与“口惠而实至”的特色深受非方赞许，“资源、信贷、工程”的一揽子合作模式也是对现有援助理念和发展合作模式的创新。但由于非洲经济基础过于薄弱，双方合作中中国必然占强势地位，随着经贸合作的深化，中非利益失衡的现象正在出现，如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对非洲部分朝阳产业的冲击已引发争议，如何跳出历史上“中心-外围依附论”的怪圈是摆在中非关系上的一个关键难题。
三是中非民间交流的认知与互动。目前中非人员交流频繁，有媒体认为有百万华人在非洲，而非洲在华人员也有几十万人，但双方在价值观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在交流中逐步显现。如中国人推崇的“吃苦耐劳”传统思想，在非洲人“乐天知命”的理念面前常遭遇尴尬，而生活在广州等沿海城市的非洲人也似乎难以被中国社群所接纳。西方通过殖民把语言、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灌入非洲社会，中国难以也不可能会重复西方的历史，未来中非社会层面的差异性将在民间领域集中体现，时间虽会让中非的民间认知趋于成熟，但现阶段双方包容、自律的心态则显得更为重要。
四是中国和西方在非洲的竞合关系。中非合作中最多的杂音来自西方，而西方政客又认为在非最大的竞争和威胁来自中国，但双方在竞争和对比中却客观上强化了对非重视程度并使各自的对非战略趋于合理。2012年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中国加大了在政治、安全和文化领域的投入，寻求把对非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和安全红利以弥补短板，而西方近期一系列军事重返非洲的举措以及奥巴马首次颁布《美国对非战略》，实质上也是受制于中国压力下为其经济利益的“护盘”之举。对待竞合关系，中国和西方应该对对方有着理性和深刻的洞察，其实非洲在西方的全球战略中并不是核心利益和首要议程，非洲不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中国对非战略也无意触犯西方敏感神经，相反在苏丹、刚果(金)、索马里等热点问题上却有着对和平与稳定的共同诉求，这些特点不但给双方在非洲良性互动留有充足的空间，也是为双方在全球事务中的磨合提供了场合与机遇。
五是非洲自身的理念有待转变。非洲多数国家的制度是照搬西方，但其政府能力、经济水平、人员素质等多方面难以达到这些制度所需的基本要求，因此非洲在政策制定时常常会出现与实际情况脱节的现象。近期在赞比亚发生的中国矿工被杀事件上，涉案中企自身有严重的管理缺陷，但赞比亚政府短期内把矿工最低工资标准上调3至5倍的举措也是事件爆发的直接因素。同样在农业合作问题上，非洲多数国家手握大量的闲置土地，但由于缺乏投资和技术，农业发展滞后，粮食不能自给，而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来投资者却迫于舆论压力和非洲政策的摇摆而被拒之门外。目前非洲政府不但需要把握发展的主导权，在政策规划、实际操作上更应“边学边干”，经济改革方向可从易到难，发展项目设计可从小到大，经济能力建设从简单到复杂,谨防设定太高的标准和太多的禁区。要有准确定位和新的思路，跳出之前的固定思维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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