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正值联合国南南合作基金与中国南南合作网共同迎来成立31周年，也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周年的重要节点。经过30多年的发展，南南合作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如今在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合作日益深入，已成为推动全球南方国家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动力。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是南南合作的坚定支持者、积极参与者和重要贡献者，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平台，为南方国家自主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与资源。
值此节点，系统梳理南南合作的时代意义与中国贡献，正当其时。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周太东长期从事国际发展合作、全球发展与治理、中国发展经验等相关研究。近期，本刊记者就南南合作的独特价值与最新变化、中国实践的理念与优势、发展知识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可行路径，以及未来高质量发展的突破方向等议题，对他进行了深度访谈。
南南合作：历史演变与时代新特征
CST：2026年是联合国南南合作基金成立31周年，也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第五年。立足这一重要节点，您如何评价南南合作的独特价值与历史作用？与以往相比，当前阶段是否呈现出新的特征或变化？
周太东：南南合作是两个或多个发展中国家通过知识、技能、资源的交流来追求自身或集体发展目标的过程。南南合作既可以由发展中国家发起、组织和管理，也可以在联合国机构或传统援助国等支持下开展，这也是经常所提及的“三方合作”。南南合作中的南方兼具地理、经济和政治含义，主要是位于地球赤道以南、人均国民收入较低、具有相似历史遭遇的国家。
近70年的南南合作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1955年至1978年的兴起阶段。万隆会议的召开，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相继设立，为南方国家表达构建新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主要平台。联合国发展系统设立专门机构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TCDC），1978年9月通过的《促进和实施TCDC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成为南南合作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为联合国参与南南合作提供了指导方针。
二是1979年至1999年的式微阶段。尽管南方中心和一系列专门用于南南合作的基金得以正式建立，但受冷战形势的恶化和结束、拉美债务危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兴起等影响，南南合作成效不足，自身存在的缺陷和局限也开始显现。
三是2000年至2015年的走出低谷阶段。千年发展目标的制定体现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国际共识，南南合作日渐融入几乎所有有关国际发展的国际会议或议程，并在双边、区域和联合国等层面得到扩大和加强。金砖机制的设立凸显了南南合作的复兴，南方国家之间的投资、贸易、技术转移以及发展经验共享等方面的交流日益密切。
四是2016年至今南南合作呈现日渐主流化趋势。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通过预示着国际发展范式的转变，发达国家将自身发展需求融入国际发展议程，并希望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发展和公平正义诉求上升，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2023年金砖机制首次扩员和非盟正式成为二十国集团成员均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更加活跃并受到更多关注。
南南合作一直以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互利互助为核心理念，强调平等、尊重主权、共享经验。其独特价值在于弥补传统南北合作的不足，提供了更契合发展中国家实际需求的技术、经验与资源支持。
从历史上看，南南合作至少在以下六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帮助解放和提升生产能力，南方国家之间投资和贸易的快速增长大大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产能；
二是推动基础设施发展议程的回归，基础设施对增长、竞争力、就业和减贫都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南南合作基础设施项目占比较大，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的设立，在有力弥补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不足的同时，也推动了发达国家和传统多边开发银行更加重视基础设施投入；
三是促进低成本技能和技术转移，南南合作为以较低成本的方式分享知识和技能提供了机遇，南方伙伴之间的知识和技能交流近年来也快速增长；
四是分享更具相关性、更具适应性的公共政策，由于发展阶段和文化等方面的相似性，南方国家的政策方案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通常较大；
五是提供人道主义紧急援助，由南方伙伴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近年来快速增长；
六是为应对共同发展挑战提供共同方案，气候变化事关很多南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态环境日趋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领域。
另外，南南合作中的邻国合作机制或区域合作机制，如非盟、东盟、加勒比共同体等都有力推动了集体性问题的解决。
当前，世界多极化加速，南南合作呈现新的特征：
一是领域拓展，南南合作已从政治团结和初级经济合作拓展至经贸、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人文等多个领域，并深入到全球治理重大议题的立场协调；
二是经贸合作加速向产业上下游延伸，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并融入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规模化与体系化加速，项目从单点援助向区域性和跨领域发展项目扩展；
三是合作更加制度化和系统化，过去松散的对话会议，已发展成为多层次、常态化的合作平台；
四是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包括政府间基金、智库、企业及民间组织，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合作格局。
这些变化表明，南南合作正从历史经验积累阶段，迈向高质量、制度化发展阶段。
CST：在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南南合作承担着怎样的具体使命与角色？中国发挥了哪些作用？
周太东：在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南南合作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和角色。
一是推动“发展优先”的全球共识。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因应时代需求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在核心理念、行动宗旨、重点领域、落实路径等方面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既共通一致，也优势互补，均旨在将发展议题重新置于全球宏观政策的中心。
二是践行创新驱动发展的行动。中国升级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动员超过230亿美元资金，启动超过1800个各类项目，在合作过程中强调“授人以渔”，从“输血”到“造血”，在建设标志性工程的同时，推广接地气、见效快的“小而美”民生项目，让民众直接受益。同时，全球发展倡议还注重利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技术赋能发展中国家，缩小数字鸿沟、智能鸿沟，支持发展中国家跨越式发展。
三是推动合作模式推陈出新。强化多边协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20多个国际组织，在70多个国家实施数百个合作项目；探索三方合作，中国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及埃塞俄比亚共建的三方合作示范中心，精准对接本地需求，形成可复制的合作模式。开辟新的合作渠道，2025年正式启动的“中国—联合国全球南南发展支持机制”，聚焦技术合作与能力建设，支持绿色韧性发展、数字化转型、可持续工业化以及青年和妇女经济赋权，催化小规模、需求推动、快速响应的南南及三方务实项目，标志着中国在加快推动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
中国自主探索：为南方国家提供更多元适配的发展选择
CST：结合中国南南合作多年实践，与传统北方主导的合作模式相比，中国推动的南南合作最鲜明的理念特征与实践优势体现在哪里？
周太东：核心理念上，中国的南南合作与传统北方主导的合作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北方模式遵循的是“施与受”的逻辑，其核心是“援助有效性”，关注援助过程本身的规范，易导致“援助依赖”。在政治上，其内核是“西方中心论”，强调制度建设是实现发展的先决条件。
中国更加强调的是“发展伙伴”逻辑，致力于构建 “共生式” 合作关系。其核心理念是 “发展有效性” ，即合作应切实推动伙伴国的经济增长和减贫。这种合作是平等的，相互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同时，它秉承 “正确义利观” ，强调互利共赢，在追求商业效益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实践方式的差异，也体现了两者在逻辑上的根本不同。北方模式主要是“自上而下”，常被视为“供给驱动”，往往附带一系列政治、经济条件，援助方更倾向于输出其自认为“最佳实践”的标准化方案。中国则更多强调“因地制宜”和“需求导向”。合作项目从基建到农业，都基于伙伴国的实际需求和具体条件，强调“授人以渔”和促进伙伴国的“造血”能力，通过技术转让和培训，将伙伴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旨在增强伙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共享发展机遇。
CST：把中国发展经验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是南南合作的重要方向。从您的研究与实践观察来看，中国哪些领域的理念、制度安排或实践模式更受关注并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借鉴？
周太东：中国发展经验根植于自主探索的实践，在减贫、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成功范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高度可迁移性和参考价值。将这些经验系统化为开放、非排他的全球公共产品，有助于打破传统发展理论的路径依赖，为南方国家提供更多元、更适配的发展选择。这里以广大发展中国家高度关注的减贫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例。
减贫是南南合作中普惠性和可推广性最强的领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中国减贫四十年》研究报告认为，中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主要依靠基础广泛的经济转型和政府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这两大支柱，即通过农业改革、工业化、城镇化等方式推动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结构转型是减贫的根本动力，同时针对因地理环境、机会缺失等原因造成的长期贫困，为市场难以覆盖的群体提供支持。在这两大支柱背后，有效治理是成功减贫的基石，包括政府作出明确、可信的政治承诺并坚持实施；构建高效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引入创新工具，例如，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精准扶贫，提升政策的精准度和效率，等等。
基础设施方面，中国的核心经验包括：
一是进行系统性的顶层设计和前瞻性规划，确保基建不只是修路架桥，更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柱。基建必须与国家整体战略挂钩，而非孤立的项目。同时，基础设施要把握好度，确保设施既不能建成就落后，也不能超越实际发展需要，在规划时须具备前瞻眼光。
二是将基建与产业政策紧密结合。中国的经验表明，基建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发展，将基建与产业政策紧密结合，是撬动长远效益的关键一步。
三是创新投融资模式。面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资金瓶颈，中国的做法打破了传统依赖政府财政的单一模式，形成了一套多层次、市场化的融资体系，包括灵活运用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BOT（建设—经营—转让）模式，以及“收益权质押”等金融工具盘活未来收益，为当下的建设输血。
发展升级：突破制度化建设瓶颈，提升可持续性
CST：当前南南合作正从“点状项目”向体系化、高质量发展升级，您认为最需要突破的瓶颈是什么？建议如何提升合作的可持续性与影响力？
周太东：除南方国家整体实力和能力仍然偏弱外，南南合作需要突破的瓶颈主要体现在制度化机制化建设方面。
一是缺乏统一高效的政策沟通和协调平台以及系统的支撑机制。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国家制度、文化理念、管理和参与能力等方面的不同为搭建统一有效的政策沟通平台带来了困难，不同的技术标准、采购规则、知识产权规则、环境标准和劳动规则等也为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提出了挑战。南南国家的合作方式还是以国家之间的双边行为为主，且经常以零散、单个的项目的形式发生，缺乏有力的顶层设计和系统的合作计划。
二是尚未形成测量、评估与报告的全球框架。其中的主要原因包括：南方国家负责开展发展合作的机构往往高度分散，缺乏中央协调机构和报告框架；缺乏对数据进行收集、分析与报告的共同方法；技术合作与知识转让方面的南南合作常常难以用货币价值来衡量；发展中国家在怎样计算南南合作以及是否应该计算南南合作的问题上还存在很大争议，包括有关南南合作内容、监测与评估的目的和方法以及与现存的南北合作评估的关系等方面还有分歧。南南合作评估还面临系统评估技术、制度设计及引领机构的困境。南南合作信息数据的统计挖掘落后于实践，影响了南南合作发展知识的生产。
三是缺乏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的支撑。从历史的角度看，南北合作由发展知识体系生产来协调统一援助的计划和项目，这套知识体系主要基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支持，对援助起到了规范化的作用，为南北发展合作体系的运行提供了制度保证。相比之下，南南合作的知识体系建设仍然围绕着强调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等原则，尚未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和制度。这一方面既不利于规范南南合作的实践，也影响了南南合作的系统化。南南合作体系在联合国等主流体系内影响力相对较弱，相应的话语权、资源供给和全球影响力都相对有限。
四是在一些实践标准方面尚未形成共识。例如，关于是否附加条件以及附加条件在发展合作中的作用问题。附加条件既可对发展进程带来根本性的损害，如结构调整方案的实施，也可以是实现发展结果的有用工具。南南合作虽然不附加政治条件，但经济条件确实存在，如“矿场换基础设施”、“捆绑”融资等。同时，关于公私合营模式的问题。私营部门在国际发展中正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私营部门的加入提高了融资安排成本，包括法律、金融、技术、采购和监管的成本，且发展中国家对公私合营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尚不成熟，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物品更多地聚集到富有的私有部门等问题。
下一步要提升合作可持续性与影响力，可以从以下路径发力：首先，建立统一的南南合作统计框架，联合国贸发会议已提出《南南合作统计测度概念框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统一的数据分类与报告方法。其次，创新融资机制。再次，推动合作向最不发达国家倾斜，重点关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最后，加强发展中国家统计能力建设，将南南合作数据纳入可持续发展政策体系，以数据驱动决策优化。
CST：中国南南合作网已走过30年历程，站在31周年新起点，您对中国南南合作网未来深化合作、汇聚资源、更好服务于中国解决方案走出去，支持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展，有何期待？
周太东：中国南南合作网自1995年在联合国项目框架下成立，至今已走过30年历程，从最初21家成员单位扩展至目前66家成员单位，成为连接国家和国际技术机构的专业实用平台。
30年来，南南合作网通过提供专家咨询、信息交流、知识分享、项目对接等多种形式服务，有力促进了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从技术合作向经济、贸易等多领域持续延伸，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站在31周年新起点，南南合作网可进一步发挥平台枢纽作用，在四个方向深化突破：一是深化“中国—联合国全球南南发展支持机制”（2025—2030）下的协同联动，在技术合作、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方面实现升级；二是汇聚更多元的成员资源，拓展成员单位覆盖面，促进跨领域跨行业合作；三是推动中国解决方案从“技术输出”向“经验共享”转型，将中国减贫、数字治理、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成功实践系统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四是赋能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展，尊重各国自主确定的发展优先事项，真正实现平等互利、合作共赢。
期待南南合作网在制度化、信息化和机制化建设上持续创新，实现“共享、可持续、高效”，使中国经验与全球南方发展需求更紧密结合，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来源丨《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6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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