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援助的演进、逻辑与历史经验

内容提要

对外援助是主权国家开展对外交往和实现对外战略的重要途径。国际上对外援助的概念经历了从援助向发展、南南合作、国际发展合作的演变。中国对外援助的理念和实践经历了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外交向平等互利共赢的南南合作的转变，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对外援助承担的国际道德责任义务也在持续增加。中国对外援助沿着中国的复兴发展脉络，高度契合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实现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履行国际责任相统一的政策目标。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南方”崛起交织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援助正加速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升级，未来将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对外援助；国际发展合作；南南合作；“一带一路”；“全球南方”

中国对外援助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年，是中国国力初建、百废待兴之时。中国对外援助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拓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及履行国际责任方面具有独特作用。面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内国际形势，中国对外援助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任务，援助理念和实践亦随之发展演变，以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当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正在并将持续发生转变，在这个历史关口讨论中国对外援助的演进、逻辑与历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对外援助未来发展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对外援助的概念与整体演进

目前，除官方发展援助外，国际上就对外援助、国际发展合作等概念尚未形成统一定义。援助（aid）是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行为，现代意义上的对外援助（foreign assistance）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通常将1947年美国实施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作为现代对外援助的开端。对外援助是为了经济发展、军事安全、救灾和复兴等目的，从富国到穷国的资源转移。随着西方思潮和援助实践的不断发展，在对外援助概念的基础上衍生出发展援助、南南合作、国际发展合作等概念。具体而言，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ssistance）更强调经济建设和人的发展，致力于解决受援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治理、经济、社会、教育、环境等困境。按照援助提供方，发展援助可分为官方发展援助、非官方发展援助，其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69年提出的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是使用最多的概念，指由官方机构（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执行机构）向发展中国家和多边机构提供的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援助，包括赠款、赠予成分不少于25%的“软”贷款和技术援助。南南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SSC）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指发展中国家之间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被认为是对南北援助的有益补充。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私营部门、NGO等更多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援助项目，国际发展合作（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的概念开始引起广泛关注。

作为二战后超级大国开展冷战竞争的政策工具，对外援助的发展演变始终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冷战史研究专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全球冷战》中指出，美国和苏联为了证明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普世适用性，竭力按照各自的主张去变革世界，新独立国家的精英因而成了它们的竞逐对象。对外援助作为冷战的产物，是美国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工具，本质上是两种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的竞争。二战后，西方阵营普遍认为贫穷是滋生共产主义的温床，经济独立催生民主和自由，这为对外援助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除在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外，还在拉丁美洲实施“第四点计划”，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实施“科伦坡计划”，苏联同样向亚非拉国家提供了大量经济、军事和技术援助。进入20世纪60年代，受经济增长理论和“两缺口模型”的影响，普遍认为增长即发展，欠发达国家存在的储蓄和外汇两大资金缺口是导致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刚刚兴起的对外援助作为一种跨国财政支付转移方式，可将大量资金从发达国家转向欠发达国家，解决资金缺口从而解决发展问题。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对外援助得到飞速发展，大量援助资金进入工程和产业部门以提升国家整体工业化水平，20世纪60年代也被称为“第一个发展十年”。

20世纪70年代，经过“第一个发展十年”的援助高潮，世界贫富差距却不断扩大，国际社会开始反思前一阶段的发展理念和援助路径，加上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重塑南北关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NIEO），对外援助需要同时兼顾援助国的对外目标和受援国的发展需求，加大了对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人力资本理论和稍后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力的健康水平和技术进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为援助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对外援助更加重视“人”的因素，减贫、农业、卫生、教育等民生需求和能力建设逐渐成为重点领域。

20世纪80年代，随着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迅速上涨，以拉美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集中爆发债务危机，政策和理论界开始反思此前广泛采取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的弊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及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华盛顿共识”提供了解决方案。新自由主义认为，宏观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是发展的前提，应鼓励减少政府干预、压缩财政赤字、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等。具体到援助领域，尤其是官方发展援助，被认为是“大政府”国家干预的制度形式之一，因此直接给予受援国政府的援助资金减少，转而开始通过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等来实施援助项目。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上开始讨论作为冷战产物的对外援助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一个直接表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援助疲劳期”，国际援助规模急剧下降，这一颓势直到90年代后期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在发展议程中的话语权有所提升才得以扭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引用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概念，引导发展指标回归人的基本需求路径，援助在减贫、环境、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中的作用逐步得到重视。

由此可见，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及与之相适应的国际关系和发展理论的演变，对对外援助的内涵、目标、路径及实践方式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对外援助史也是一部国际关系和发展理论不断演变，推动国际社会对不同援助理念和模式进行思考与争鸣，并指导援助实践活动的历史。

二、中国对外援助的理念与实践演进

沿着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复兴脉络，中国对外援助的理念与实践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承担的使命任务不断调整。按照战略目标和历史使命划分为国际政治关系占主导的革命外交、对外经济合作占主导的经济外交以及国际道德责任不断上升的大国外交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援助活动蕴含不同的理念内涵，体现不同的政策导向。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1950—1978年），是国际政治关系主导对外援助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援助理念表现为革命外交，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对外援助体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色彩，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亚非拉新独立民族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1963年，毛泽东接见非洲朋友时指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1964年，周恩来访问亚非14国期间提出《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标志着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正式形成，八项原则也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核心理念并延续至今。在革命外交理念指导下，中国于1950年首先向朝鲜、越南两个周边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物资援助，随后向蒙古国、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物资和项目援助。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极大促进了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亚非民族国家之间的团结，中国对外关系开始从社会主义国家逐步扩展到其他亚非民族国家，援助范围也随之扩展，先后向柬埔寨、尼泊尔、巴基斯坦、锡兰（现斯里兰卡）等亚洲国家及埃及、也门等区域外国家提供援助。进入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对峙及冷战的总体局面维持不变，同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开始发生变化，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中国迫切需要来自更广大外部世界的支持，因此更加注重两大阵营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开始更加积极地发挥对外援助的战略作用，扩大对非洲等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援助。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对外援助规模明显扩大，1964—1970年先后有10个非洲国家同中国新建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受援国总数达到31个。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对外关系快速发展，中国对外援助进入急剧增长阶段。到1978年，中国的受援国增至66个，1971—1978年援助支出为前20年援助支出总和的159%。

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八大之前的30多年（1979—2012年），是中国对外援助服务国内经济发展的时期。党的十三大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发生重大调整，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对外援助随之以更加务实的心态推进南南合作。邓小平于1979年指出：“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从战略上讲，我们真正发展起来了，要用相当数量来援助”。1980年3月举行的全国外经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肯定援外工作成绩的同时指出：“问题是要援助多少，现在要根据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量力而行”。在上述思想指导下，1979—1985年间延续了前一阶段援助规模快速增长的势头，新建成的成套项目仍有242个，但在1985年后援建成套项目的数量和资金规模都明显下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迅猛推进，对外开放蓬勃发展，当时其他对外经济合作方式有限，规模也较小，对外援助进入第二轮大发展时期，在继续帮助受援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际上还承担了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任务。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对外政策更加开放积极，对外援助规模持续增长：1995年中国对外援助预算为29亿元人民币，2000年为45.88亿元人民币，2002年突破50亿元，2004年突破60亿元，2007年超过100亿元，2018年超过200亿元，之后基本维持在200亿元左右，2023年为214.64亿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全面追求民族复兴的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先后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观以及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等一系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这一时期，对外援助作为对外工作的重要方面和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一是调整战略布局，受援国从以往向低收入传统友好国家倾斜，转变为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周边重点受援国倾斜。二是优化资金结构，在已有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的基础上，新设南南合作援助基金（2022年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初步形成以政府对外援助资金为核心，引导和带动优惠出口买方信贷、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其他发展融资的资金结构。三是完善管理制度，从2013年开始启动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一轮援外管理制度建设，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2018年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成立，是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中国对外援助进入创新发展阶段，开始新一轮管理体制建设，发布《对外援助管理办法》等重要规章制度。2013—2018年，中国共向122个国家和20个国际和区域性多边组织提供援助，援助金额为2702亿元人民币。可以说，中国对外援助发展到今天的态势，具有其历史必然性，中国的对外援助跟随总体外交，逐渐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姿态。

三、中国对外援助的内在逻辑

中国对外援助既是一项政治工作，也是经济技术工作，肩负着发展对外关系、拓展国际空间和维护国内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的多重目标。思考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演进，必须将其置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国际处境，必须结合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与追求。与中国革命外交、经济外交和大国外交的发展阶段相一致，中国对外援助的内在逻辑经历了从安全需求、发展需求到责任需求的演进。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中国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战争与革命”，面对全球冷战格局和主权领土仍面临巨大压力的国内政治形势，中国的首要任务是稳固新生政权，中国对外援助的内在动力是满足生存和安全需求，即实现“站起来”。改革开放后至党的十八大之前的30余年，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按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目标是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为国内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对外援助的内在动力主要来自发展需求，即实现“富起来”。经过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升，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后，包括对外援助在内的中国对外交往日益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08年发生了几件对中国和世界均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成功举办奥运会，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实现太空行走的国家。而同一时期，美欧国家正在发生金融危机，这一对比性变化使得中国的身份自觉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发生急剧转变。具体到对外援助领域，这一时期的中国对外援助开始明显感受到自身经济增长和外界认知改变所带来的期待与能力之间的张力，国内发展、大国外交及国际社会都对中国对外援助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对外援助内在逻辑的变化，使其目标从获取国际政治支持转向推动南南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时，中国最大的任务是稳固社会主义政权，与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抵抗资本主义阵营。意识形态的先进性成为社会主义中国对外输出价值观、获取国际政治支持和影响力的主要路径，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独立国家负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这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所具有的责任义务，为世界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新的价值观和路径选择，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指导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思想。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议程转向经济建设，中国对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内涵进行了拓展。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召开，邓小平在谈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时指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三世界国家过去有着共同的遭遇，今天都面临着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发展民族经济，建设各自国家的共同任务。我们有一切理由进一步团结起来，而没有任何理由互相疏远。我们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应该互相支持，在经济上也应该互相帮助”。此次会议是广大亚非拉国家为改变自身经济不平等地位，要求与发达国家建立经济平等关系的一次重大尝试，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的范畴从政治与意识形态支持，逐渐转向经贸务实合作。

中国对外援助的转向也是现实因素的必然结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发展滞后，在国际社会整体处于边缘位置，决定了可使用的外交资源和杠杆手段有限，对外援助是当时开展对外交往、实现对外战略的为数不多的工具之一。《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主要是单纯对外提供援助；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形式主要有：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借用国外资金，吸收外商投资；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在国外投资举办合营企业或独资企业；对外生产技术合作；同联合国发展系统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多边合作；接受友好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等。对外工作政策工具箱的不断丰富，必然意味着对外援助的战略作用有所下降：1950年初对外援助在财政支出的占比约为0.63%，1973年达到顶峰6.9%，1978年后迅速回落，到2007年仅占0.22%。从全国援外工作会议的召开频率也能够看出对外援助在对外战略中地位的变化。1971—1977年七年时间召开了五次全国援外工作会议，1983年和1988年分别召开第六次、第七次全国援外工作会议，两次会议相隔五年，第七次和2010年召开的全国援外工作会议相隔12年，2010年之后未再召开全国性的援外工作会议。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随着百年变局深入发展和“全球南方”的崛起，对外援助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再次凸显。近年来，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扩员、“全球南方”等概念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南方国家在国际政治和中国外部环境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对外援助主要做发展中国家的工作，应该也能够在进一步发展同“全球南方”国家关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2021年，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与随后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一道成为与“一带一路”倡议并行的平台机制。“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政府迄今为止提出的最具雄心的综合性地区经济合作平台，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在发展领域提出的首个全球性倡议，二者是当今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最重要的全球公共品，对外援助均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国向共建国家提供了大量技术援助、投资和资金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水平；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聚焦减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互联互通等八大领域，旨在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全球发展。

四、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经验

经过70余年发展，中国对外援助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独特模式。虽然当前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面临援助规模与国际身份和大国责任不匹配、管理和协调机制体制不顺畅、国际制度压力日益增大等诸多挑战，但中国对外援助通过自身理念、历史经验和知识体系的重构，将突破西方主导的对外援助和全球公共品供给框架，更广泛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与经验。

中国对外援助始终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离不开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讨论。独特的身份在社会中具有三个基本功能，即它将告诉自己我们是谁、告诉他人我们是谁和告诉自己他人是谁。中国对外援助对自我身份的认定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大国，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负有帮助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中国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援助，且这种援助关系具有互利共赢的南南合作性质。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有几个具体表现：首先，强调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的平衡，国家利益是履行国际责任的内生动因，国际责任是来自外部的真实压力。其次，履行国际责任时强调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对外援助既要量力而行，又必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是指钱，尽力而为是指精神。最后，强调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处理对外关系，在美苏对抗、美国实行封锁时，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国际战略；在美苏同时夹击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历史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国际交往舞台时，又毅然打开与西方国家建交的大门，根本目标都是维护国家利益。

中国对外援助始终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与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一脉相承的是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尤其是在中国对全球政治经济议程的参与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如何确定自身在全球的方位，有力维护不断增长的海外利益，同时根据国内外需求在能力范围内积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外交服务于内政，两者密切相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正变得空前紧密，中国对世界的依赖、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对中国影响也在不断加深。在当今世界深刻复杂变化、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互动空前紧密的情况下，内政和外交的界限并非截然分明，必须统筹考虑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综合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套规则。这就要求妥善处理立足国情、坚持中国特色与放眼国际、遵循国际规则之间的关系。按照中国当前的经济规模和国际影响力，中国的政策举措、制度建设、治理经验、发展模式等既是中国的内政，是国内发展程度的反映，同时势必产生日益增大的外溢效应，推动中国在制定和改革国内政策法规时也要考虑其政策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这无疑对国内治理和对外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对外援助始终注重与贸易投资相结合。中国对外援助是南南合作框架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是发展中国家在集体自力更生的思想基础上，以互相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原则，不断加强彼此间合作的新型关系模式。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必须超越发展援助，甄别发展中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和增长瓶颈，运用南北和南南发展合作将贸易、投资、优惠贷款与商业贷款相结合，将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融资相结合，以多管齐下的方法，消除增长瓶颈，推动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从而创造就业，减少贫困，实现包容性的可持续增长。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中国并不回避援助中的经济利益，平等互利共赢是开展对外援助的重要原则，将援助与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相结合，形成“援助+合作”的工作局面，充分发挥对外援助帮助中国企业和优势产业“走出去”的带动作用。同时，中国对外援助重视加强发展中国家贸易和投资相关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通过援建基础设施、提供贸易物资设备、举行促贸援助培训等方式，促进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和吸引投资。

五、中国对外援助未来发展的建议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对外援助作为中国大国外交的工具手段作用将持续凸显，并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大国博弈、美国对华全方位战略竞争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中国对外援助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意味着更多挑战和更高要求。因此，中国对外援助应该明晰自身身份定位，充分发挥独特作用，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持以质取胜，保持传统优势，同时做好战略前置，稳步加大援助规模，推动“全球南方”机制创新。

首先，明晰中国的身份定位，同时做好战略预置。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是涉及政治立场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对外援助始终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发展中国家”并非纯粹的经济概念，而具有更为丰富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属性，保持发展中国家地位更多是一种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应坚持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坚持中国对外援助作为南南合作框架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互帮助与互利合作的路径作用。同时应该看到，随着持续全面发展，中国一方面与发达国家在国际秩序、政治价值观、高新技术等方面的分歧和竞争日益明显，但在经贸规则、发展合作、全球治理等方面存在利益趋同的态势；另一方面，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诸多共识和发展共性，但也存在局部领域的差异、分歧甚至矛盾。因此，中国在明晰发展中国家身份定位的同时，也应做好战略预置，丰富中国的国际角色，并在政治、经济、法律、财政、理论和叙事等不同层面，为中国走向高收入国家乃至发达国家预做准备，构建与之自洽的逻辑与话语，以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激荡中始终明晰自身的国家身份和国际定位，以及与之对应的根本利益与长远目标。

其次，充分发挥对外援助的独特作用，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发展和安全是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议题，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全球性大国和地区强国的对外援助均具有“安全—发展联结”的特征。中国对外援助既重视发展合作，也关注安全合作，将安全与发展两个目标很好地呈现在合作进程之中。随着世界政治的发展以及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加深，中国面临的“安全—发展联结”挑战将会上升，如何继续保持发展和安全的平衡，将是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决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要牢牢掌握发展和安全主动权。在这个意义上，不能孤立地看待对外援助工作，而应置于国内外形势的大背景和国家总体安全的目标下，充分发挥与其他国家力量手段的互动协同作用。在意识观念层面，尽快构建与当前形势和方位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对外援助理论，提供能够解释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型过程中的角色、责任与利益转变的叙事话语。在体制机制层面，提升对外援助的政策层级和协调能力，对外援助在推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天然具有桥梁作用，将对外援助作为对外战略的重要方面，进一步提升对外援助的政策空间，强化援助政策的动员和执行能力。

再次，坚持中国对外援助以质取胜，同时稳步加大援助规模。考虑到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身份定位，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对外援助仍应以质量而非规模取胜。提高中国对外援助质量、扩大综合效益，关键是要找准对外援助服务国家战略和利益的发力点。当前大国博弈背景下，贸易、投资、科技、人文交往等对外工作不断受阻受限，对外援助可以成为运筹大国关系的重要抓手之一，中国应该充分发挥对外援助的独特作用，秉持开放理念和理性精神开展对外援助。同时应该看到，在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必然从政治大国、经济大国逐步走向责任大国，这意味着中国将承担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更加大度与审慎地提供全球公共品，积极参与乃至引领全球治理。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外交已进入道德责任的大国外交时期，这意味着未来一个时期，不管出于自身发展需求还是国际压力，中国对外援助规模都应保持适度稳步增长，提供更多区域和全球公共品，以回应发展中国家迫切需求。

最后，保持中国对外援助传统优势，同时推动“全球南方”机制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传统优势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援助与贸易、投资相结合，既促进了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力推动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断提出和实施带有援助性质的海外投资计划，将抢占海外市场视为对内提升企业竞争力、对外削弱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不断掀起更高标准的国际基建竞争。对此，中国应保持传统基建优势，抓住全球基础设施和关键产业链供应链重组新趋势，着眼未来产业发展和全球投资布局，充分发挥援助对产业的引领示范和对重大战略性项目的配合作用。同时应该看到，近两年“全球南方”概念复兴，金砖国家和上合等发展中国家组织持续扩员，这意味着中国应将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置于对外政策的重要位置。对外援助应在进一步发展同“全球南方”国家关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对外援助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合作，推动南南合作机制创新。同时，发挥对外援助在构建中国国际叙事话语方面的天然作用，从根本上破解部分西方国家制造的国际舆论困境、还原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

作者介绍

郭语，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当代中国与世界